[41]比如,《日本宪法》(1946)第25条规定:(1)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
希腊正教会承认我主耶稣基督为教主，在教义上同君士坦丁堡基督大教会和一切其他奉行同一教义的基督教会不可分离团结一致，坚定地奉行圣洁的传教士准则和教会会议规则以及神圣的传统。[23]但英国的言论自由，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诽谤法的掣肘。
[25]美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严格保护态度遭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反对，因为后二者受到德国的影响，认为保护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同样重要，并不低于言论自由的位阶。比如，19世纪初，紧邻美国的墨西哥曾将美国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45]在宪法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曾断然否认《美国宪法》本身可以解释出如受教育权这样的社会经济权利，遑论给予这种权利以司法保护。美国的制宪者则将错就错地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模仿英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跨大西洋而生，并被成见所误导，睿智的联邦宪法制定者，即便是极度用心，也没有看到首相就是英国宪法的主要行政机关，而主权者只是机器当中的一个齿轮。[40]多数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成文宪法中明确了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护。
[1]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宪法更是在国际话语层面获得了普遍性的地位。[69]同年，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同性恋鸡奸法案违宪的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Lawrence v．Texas)[70]中，肯尼迪大法官(Justice Kennedy)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Ｒights)的一项类似判决来反驳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禁止鸡奸法案合宪的判决。与此同吋，国体不再是伦理的、文化意义上的观念，而是成为一个表述国家政治体制的概念，从而接近了宪法的神器。
[40]穂积八束：《宪法提要》，有斐阁，1935年，十一ページ。就此而言，他与国体宪法学之间围绕着国体概念去政治性的斗争，乃是在一个十分微妙的理论空间中展开的。尤其是其第4条的存在，也为天皇制的另一种理解留下了解释学上的空间。但如所周知，国体、政体二元论至少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分析框架仍然在当今的中国得到了承续，甚至为正统理论所认可。
在这一点上，穗积的方法论虽然自我标榜为法律实证主义，实际上属于施米特性质的，而难言属于法律实证主义的。长尾龙一：《近代日本法思想史》，有斐阁，1979年，ニ四八一二四九ページ参照。
[57]长尾龙一即有这样的判断。战后，国体宪法学已在日本法学界受到了更为彻底的蔑弃，连国体概念本身都已成为死语。当然，这也正是美浓部达吉的高明之处，而且同样高明的是，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所应用的国家法人说，也是同样留德出身的穗积、上杉一方所难以抵御的。[47]《穂积八束博士论文集》，有斐阁，昭和十八年，八九四ページ。
[4]在日本现代著名法学家野田良之、碧海纯一所编写的《近代日本法思想史》中，专门有长尾龙一所撰写的《法思想中的国体论》一章。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7]如《管子?君臣篇下》中有四肢六道，身之体也。但平心而论，如果从宪法学的角度而言，其持论本身并不是无根之游谈，也有别于直接依靠虚构的建国神话所建构的那种伦理、文化意义上的国体概念，而是在《明治宪法》上拥有规范依据的。
他所说的国家形态，意大利文为governo，中文亦被译为政体。而穗积八束不满足于主权归属于国家的主张，进而追究主权到底归属于国家之中的何人之手，从而在国家法学中引出了国体的概念。
为此，它们之间的争论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围绕着是否全面去政治性的斗争，而是去政治化形态的分歧。当然，根据日本宪法学者富塚祥夫的研究，穗积八束的这种国体论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参照冨塚祥夫：日本宪法学における国体论の展开一穂积八束と上杉慎吉の比较を中心に一，《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雑志》，第26卷代号（1985年7月）。
摘要: 日本《明治宪法》初期所创生的以穗积八束为代表的国体宪法学，可视为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这里之所以特意提到19世纪的德国国家法学，是因为如前所述，穗积八束本人的学术背景正可以追溯到这里，其导师拉班德便是德国近代国家法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日本的有关研究尚可参见长尾龙一：穂积宪法学雑记，《法哲学年报》，1969年号（1970年）。[51]美浓部达吉：帝国の国体と帝国宪法，《法学协会雑志》第21卷第6号。[74]但即使事实如此，亦难以否定，早在此前，国体与政体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就已经在日本学人那里完成了，而Rathgen这一学说本身的影响亦未超过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在这些国家形态论中，尽管国家形态本身存在二分法和三分法的区別，但分类的标准总体上更趋一元化。
无需赘言，在国体与政体之间，穗积八束显然更为重视前者，并有将前者加以神圣化、绝对化的倾向，认为国体的变更意味着反叛或革命，实不可轻变。相反，刚回国的各种言行，便在那些对他的留学成果颇为期待的时人眼里，映现出了露骨迎合权力的印象，就连后来成为其忠实弟子的上杉慎吉，也曾在早期辱骂其为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
他的主要手法就是将穗积八束所言的国体作为政体的一部分内容，一并纳入广义的政体范畴之中。比如，穗积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三要素论，指出：国家乃以一定之土地及人民为基础，以独立之主权实行统治之团体。
而其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的理论特质，也使其在实定法层面上留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使其毫无悬念地为神权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极端保守乃至反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婢女。《穂积八束博士论文集》，见前注[47]，八一九ページ。
[33]在《明治宪法》颁布前夕，穗积学成归国，旋即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担纲该大学宪法学的第一讲座，俨然有宪法学王子之气象，[34]不久之后，便骎骎乎成为名重一时的帝国宪法学权威。[60]相对晚近的部分日本学者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汉书?成帝纪》中有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一语。[50]长尾龙一，见前注[45]，四十四—四十五ページ。
[56] 其实，如果追溯到德国近代国法学的源流中去，便会发现美浓部达吉的这个理论，几乎只是对当时德国国法学界中居于通说地位的有关学说的一种转述。穗积八束的保守主义立场也远迈乃师拉班德。
[8] 但正如战后日本历史学者泷川政次郎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年）之后，随着国家观念的逐渐觉醒，日本开始形成一种以国体为核心话语的观念，主张独尊日本自身的皇国之道。Aristotle, Politics，trans. Ernest Bar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5—136. [67]（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页19。
穗积八束等人的宪法理论，即可视为这种学术型宪法学的先驱形态。法治之主义者，则无非以法则拘束权カ，一同防止权カ之专制，以期政治之公正也。
在方法论上，它恰恰是不彻底的，恰恰没有真正理解近代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堂奥与实践谋略。它经过了实证法学的洗礼，但属于一种非完全去政治性的理论体系。[35] 但应该看到的是，其实在方法论上，穗积的国体宪法学并未完全背离拉班德所力主的立场，即将法学的任务严格限定于实定法的逻辑建构之内。但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分所谓的国体和政体，而是按照统治者的多寡这个标准，区分了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这三种政体。
[46]如细加分析，我们可看到以下两个部分构成。[7]由于古代日本曾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体一词在历史上也随之流入日本，并成为日文中的一个汉字词汇，其意与中国古代的上述含义大抵相近。
而唯有从国家类型学的整个国际学说史发展脉络以及近代亚洲国家的历史处境之中，才能重新完成这种评价。然Staatsform之观念仅意指基于国家之宪法即政治组织之差异者，其意与Verfassungsform又或Regierungsform同，于我普通之用语中乃相当于政体，如所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者，即此之谓也。
[69]杉原泰雄;《宪法I ?宪法総论》，有斐阁，1987年，九十六—九十七ページ。正如已有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一方面在政体论上将权力是否分立作为判断立宪与专制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则在国体论上主张主权单一不可分的观念，并且将日本的君主主权加以实体化，这至少在外观上就形成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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